蕴含我党我军红色基因的思想宝库

发布时间：2021-10-09 作者：佚名 来源：甘肃纪检监察网　

　　

　　油画《古田会议》 何孔德 作

　　

　　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沉疴痼疾 危及存亡

　　“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舞翩跹，人民五亿不团圆。”旧中国积贫积弱，内忧外患。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，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，彻底警醒共产党人必须用“武装的革命”去反抗“武装的反革命”，彻悟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真理。毛泽东“霹雳一声暴动”，发动秋收起义，点燃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。

　　“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。”如何使一支工农武装脱胎换骨成为新型人民军队，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。秋收起义之初，临时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一开战就突然叛变反水。1928年4月朱德、陈毅率部队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，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。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，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，负责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。由于红四军主要来自农民、小资产阶级、旧军队起义的官兵和俘虏兵等，不断出现官兵不平等、虐待俘虏、军阀作风、人心涣散等问题，单纯军事观点、极端民主化、流寇主义等思想日益突出。较为严重的是，1928年7月，朱德、陈毅率部出击湘南期间，以湖南宜章农民为主的第29团因过不惯艰苦斗争生活、恋家心切而几乎一哄而散。

　　1929年1月，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，千里征战，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。就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时，一场争论也在红四军内部悄然爆发。下山后，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在军队，曾一度决定“军委暂停办公”。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，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，于是成立了临时军委，由留苏回国不久的刘安恭担任书记。刘安恭随即召开会议，前委下辖的军委居然限定上级党委职权和工作范围，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，不要管其他事项。这样一来，围绕“要不要设立军委”引发激烈争论，其实质是红四军“由谁领导、听谁指挥”。随后，红四军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正常现象，比如给中央的报告不经前委书记签字认可就上报，作战会议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等。6月下旬，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，号召“大家努力来争论”，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，落选前委书记。8月初，陈毅前往上海，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在这期间，红四军内部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，前委会开成了“民主会”，常常是议而不决，决而难行。9月下旬，在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开了三天，七嘴八舌，毫无结果。种种乱象表明，红四军前途堪忧。在8月进攻闽中和10月进攻东江的军事行动中，红四军连遭重创。

　　1929年10月，陈毅从上海带回了《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》。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。他重新担任前委书记。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，红四军党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廖氏宗祠召开，会议一致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，这就是永载史册的《古田会议决议》。

　　问题导向 猛药去疴

　　毛泽东亲自起草的《古田会议决议》由八个部分组成，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、党的组织问题、党内教育问题、红军宣传工作问题、士兵政治训练问题、废止肉刑问题、优待伤病兵问题、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。古田会议从某种程度看是由争论而起，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。问题林林总总，但最迫切的，正如毛泽东所言：“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”没有崇高信仰引领的军队，靠不住、稳不住，这种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“没有政治灵魂”。沉疴痼疾，非猛药不可除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，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，敢于同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种种旧军队习气彻底决裂。这就不难理解，《古田会议决议》洋洋洒洒三万字，内容博大精深，但最具历史意义的是第一部分“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”，后来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以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为题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全面系统总结了红军创建初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及教训，严肃批评了极端民主化、非组织观点、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，指出：“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，妨碍极大。若不彻底纠正，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，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。”《古田会议决议》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：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，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；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，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。其中心思想就是：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。《古田会议决议》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，集中体现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党的政治、思想、组织、制度、作风和纪律建设各方面，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，指出：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“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，还要负担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”。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，强调必须从思想上、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，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。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，指出“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”，批判了“军事好，政治自然会好”等单纯军事观点。强调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，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，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、科学化。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、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，重申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，坚持军民团结。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，“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”。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，要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，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”“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”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、方向性的重大问题，确立了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”的“军魂”，明确了“为了谁、依靠谁，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”，彻底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，为革命政党领导武装、建设军队、驾驭战争提供了思想资源，积累了宝贵经验，奠定了政治基础，开创了全新境界。

　　落实落细 重在执行

　　马克思的墓志铭这样写道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《古田会议决议》是问题导向的，也是结果导向的。它在分析错误思想时，不是泛泛地议论，总是把表现、来源和纠正的方法和盘托出。它不仅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，而且把这些原则具体化、细节化、规范化，既有方向，又有路径；既有思想指导，又有操作方案；既有制度依托，又有纪律约束，这是《古田会议决议》的一个鲜明特色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确立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等重要原则之后，随即提出具体翔实的实施细则，使抽象的原则能够迅速落地转化为具体的做法，把原则性和具体性融为一体，堪称制度建设的范本。比如，在发展党员方面，规定了5个具体条件；在增强党员组织观念、提高党员参加支部会积极性方面，作了7条规定；在加强党员教育方面，提出了18条具体方法；对政治委员怎样上好政治课作了10条规定；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、纠正非组织观点方面提出了6条要求；在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方面，规定了8项具体内容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规定：“一成决议，就须坚决执行”，这是保证党的制度落地扎根的基本前提。古田会议之前，党内纪律松懈困扰着红四军。为切实严明纪律，《古田会议决议》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。首先，强调要“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、科学化”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。明确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要求开展健康的党内批评，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方式。开展批评时不攻击个人，意在指出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，反对主观化和庸俗化的批评，批评场合内外有别。其次，强调“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”，坚决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混乱现象。再次，强调“严格地执行纪律，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”。

　　《古田会议决议》对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纪律建设的探索，有效克服了党的组织领导软弱化、组织关系松散化、组织成员低质化、组织生活庸俗化、组织纪律松懈化等诸多问题，使党组织真正成为“领导的中枢”，凝聚力、战斗力不断增强；使古田会议的精神得以深入人心，落地见效；使红四军得以脱胎换骨，实现凤凰涅槃。

　　历史选择了古田，古田成就了历史。从古田出发，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斗争中发展、在斗争中壮大，万里长征、浴血抗战、夺取解放战争胜利、建立新中国……一路烽火连天，一路金戈铁马，风展红旗如画，风卷红旗过大关。

　　2014年10月，深秋时节，习近平总书记率领400多名军队高级干部来到古田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，确立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大方略。三军将士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重整行装再出发，开启了强军兴军的新征程，古田会议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的红色基因一定会不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
　　（汪建新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、副院长）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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